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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国,并且考查一下它是否做过上述任何一件事情。我想谈谈路易[11]而不谈查理[12],因为前者占据意大利时期较长[13],他的发展更便于观察。你会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同想要在一个大不相同的地区保有一个国家所应当作的事情,正是南辕北辙。威廉希尔中文网站app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威廉希尔中文网站app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21]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威廉希尔中文网站app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28]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Roano,1460—1510),即“国王顾问”乔治·达布瓦斯(Giorgid'Amboise)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

[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

[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但是他的儿子安托尼诺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物,他在人民的眼中是可敬爱的,在军人方面是受欢迎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尚武的人,最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瞧不起一切珍馐美味和任何其他奢侈品,这一点使他赢得全体军人的爱戴。可是,他的凶暴残忍却是前所未闻的,他杀人无数,其后又杀害罗马大部分居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全部居民。这件事使全世界都痛恨他,而且在他左右的人们对他也感到恐惧,以致他后来被自己军队中的一个“百人队”(Centurione)队长杀死了。威廉希尔中文网站app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依靠军队更甚于依靠人民。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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